任儒舉（原創(chuàng)） | 處處青山

靜心若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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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儒舉

武昌是座英雄的城市！

南昌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！

最早將英雄之城賦予武昌的是1911年10月10日，在武昌爆發(fā)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，打響反清的第一槍，因此，武昌見證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。

南昌，是在1927年8月1日，由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。從此，勞苦大眾高高舉起土地革命的大旗，用武裝斗爭奪取了國民黨反動政權(quán)。

這是我在5月12日從武昌到南昌d2234列車上的突發(fā)的聯(lián)想，跟我此行的目的并無多大關系，只是為了打發(fā)旅途中的寂寞。

而我此行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尋訪一個真正意義上英雄人物，一個從隨州走出去的英雄人物——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隨南縣首任縣長的張時超。

關于張時超，我在去年的深秋曾經(jīng)寫過一篇“烽火隨南”的文章，放在隨州的官方網(wǎng)站“隨州論壇”上，點擊量已經(jīng)突破90多萬次。那篇文章當時因為資料缺乏，老實說，寫的并不理想，只是一個粗線條的編年體記載，沒想到能在社會上產(chǎn)生這么大的影響。這說明張時超這個英雄人物在隨州人民心中的地位！

翻開那段歷史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張時超與武昌卻有不解之緣，可以說，武昌是張時超參加革命的起點！

1935年，時年23歲的張時超，考入位于武昌的武漢大學，在校讀書期間他結(jié)識了大量的革命者及進步人士，參加了學校舉辦的“抗日戰(zhàn)爭問題研究會”。

1937年底，他還有幸聆聽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在武大所作的抗日演講，又目睹過日軍肆無忌憚轟炸武漢。由此，張時超心里便埋下了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，他不顧家人反對，毅然棄學，全身心投入了抗日救國活動。

1938年1月，張時超回到了隨縣老家，他積極組織“隨縣抗日救亡劇團”，先后到隨北、隨中地區(qū)進行廣泛的抗日文藝宣傳。為我黨的抗日民主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政策搖旗吶喊，由于他的表現(xiàn)突出，同年11月，經(jīng)中共環(huán)潭工委書記陳秀山和地下黨員張宜府介紹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
1939年1月，張時超被組織派到隨縣均川鎮(zhèn)小學一邊從事教學，一邊從事革命活動，在此期間他先后建立了隨南地區(qū)中共特別小組。后發(fā)展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均川支部委員會，領導成立了農(nóng)民抗日救國會、婦女抗日救國會、商民抗日救國會和隨縣人民自衛(wèi)團，動員青年到中共鄂中區(qū)委創(chuàng)辦的長崗店抗日游擊軍政干部訓練班學習。并被派往第五戰(zhàn)區(qū)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揮部，任隨南工作隊隊長。抗敵工作委員會撤銷后，張時超先后擔任均川小學校長、中共隨縣均川區(qū)委書記。

據(jù)中國共產(chǎn)黨湖北省隨州歷史第一卷記載：當年8月，中共隨縣工委改組為隨西縣委，中共隨西縣委員會在均川小學成立，張時超任縣委書記，馮伯濤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，喻志仁任宣傳部部長，胡秀清任社會保衛(wèi)部部長，白守靜任軍事部部長，王備邦任統(tǒng)戰(zhàn)部部長，隨西縣委轄古城(即古城畈)、均川、澴潭3個區(qū)1個特支、31個支部，共有黨員350多名。

1942年3月張時超因政績突出，又被組織任命為隨南縣行政委員會副主席，當年夏天，隨南發(fā)生嚴重旱災，日偽軍對根據(jù)地又實行物資封鎖。張時超積極組織群眾開展生產(chǎn)自救，燒石灰、燒木炭，采收農(nóng)副產(chǎn)品，并以工代賑興修水利，同時開展減租減息，幫助群眾度過災年。秋季，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獲得豐收，先后上繳救國公糧五百多石，受到鄂豫邊區(qū)行政公署的通令嘉獎，并獲“模范縣”的光榮稱號。

1945年4月，李先念率領新四軍五師主力，擊潰盤踞在隨南洛陽店、柳林店、環(huán)潭店、三里崗一帶的國民黨別動軍和保安軍九團，收復隨南白兆山革命根據(jù)地，“中共隨南縣委”和“隨南縣抗日民主政府”在洛陽戴家河、萬家河恢復重建，張時超又重回隨南任“隨南縣抗日民主政府”縣長和“中共隨南縣委”政權(quán)部長，并迅速組織恢復區(qū)、鄉(xiāng)、保政權(quán)，他不顧個人安危、日夜辛勞奔波，只用了20天時間便籌措軍糧25萬斤，并組織民工1200人支援前線抗戰(zhàn)。

1945年8月，隨南縣抗日民主政府改為“隨南縣愛國民主政府”，張時超改任“隨南縣愛國民主政府”縣長兼縣委政權(quán)部長。在中共隨南縣委、縣政府所在地——萬家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支前活動。

1946年4、5月間，由于我軍中原主力在撤往鄂東后，受到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困，近6萬敵偽頑兵力圍剿隨南白兆山革命根據(jù)地，隨南縣委、縣政府和新四軍第五師官兵積極組織突圍北上，隨南縣縣長張時超和副縣長孫志蓋，奉命化名北上東北，到安東（今丹東）解放區(qū)工作。     

  

同年8月，張時超被組織分配到中共遼東省委，之后在桓仁縣參加土改和開展游擊活動。1946年冬任虎山縣縣長，遼東解放后任中共寬甸地委干部科長，不久任秘書主任。寬甸地委撤銷后，任中共安東省委秘書科長。1949年5月，張時超隨解放軍南下江西，先后擔任中共贛州地委秘書主任、贛西、南區(qū)委秘書處長、江西寧都地委委員和秘書長等職……

直到解放后，張時超才再次回到了他參加革命工作的起點——武昌。

1952年，張時超調(diào)任武漢，任中南第一航空工業(yè)學校副校長，同時任航空工業(yè)局局長。不久學校遷至南昌，改為南昌航空工業(yè)學校，張時超任黨委書記兼校長。1955年3月，張時超被選為中共南昌市委委員，自此，南昌成為了張時超建國后的主戰(zhàn)場。

在南昌航空大學校史館里，我們查到了當年張時超一些工作點滴，現(xiàn)摘錄如下：

……1957年3月31日至4月5日，學校召開了第二屆黨員大會，出席這次大會的正式黨員 137人，預備黨員87人，并邀請了39名黨外人士列席了大會。大會聽取并通過了張時超代表黨委作的工作報告，選舉了新的黨委會委員17人。經(jīng)上級批準，設常委7人，張時超任黨委書記、牟桂本任副書記。大會提出:要貫徹精簡節(jié)約、勤儉辦校的方針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，進一步提高教學質(zhì)量……

……這兩屆黨員大會的共同特點是:發(fā)揚了黨內(nèi)民主，認真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，使全體黨員受到了教育。校黨委根據(jù)黨的八大通過的新黨章，結(jié)合學校的具體情況，加強了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。在組織建設上，強調(diào)了黨委的集體領導，健全了黨的基層組織。黨員的民主權(quán)利得到了尊重，調(diào)動了廣大黨員和群眾的積極性，促進了學校各項工作的開展。

1958年9月5日至9日，學校召開了第三屆黨員大會。會議通過了6項決議，即:關于政治思想教育的決議;關于勤工儉學的決議;關于全面深入開展教學革新的決議;關于進一步開展技術革新的決議;關于廣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決議:關于繼續(xù)深入開展文體、衛(wèi)生、除“四害”工作的決議。大會選舉產(chǎn)生了第三屆黨委會委員17人和出席南昌市黨代會的代表。選舉并經(jīng)中共南昌市委批準設立黨委常委7人，張時超任黨委書記、牟桂本任黨委副書記……

這是張時超在擔任南昌航空學校黨委書記時校史上記錄的片段。而在此期間，張時超還兼任過江西工學院（南昌大學前身）第一副院長。（當時的院長是由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白棟材兼任的）

南昌大學校史96、97、98頁分別記載：

1958年7月8日，省委通知：張時超任工學院黨委書記，高陵、牟桂本任黨委副書記。11月3日，省委工業(yè)部通知成員增至16人，并由張時超、高陵、王德珍、張本祿、朱啟、楊筱庭6人組成委員會。

1959年3月18日，增加陳樹仁為院黨委委員。5月28日，成立院委會，常委委員有白棟材、陳樹仁、張時超、高陵、黃建涵等11人……

由此可見，在建國初期，百廢待興的南昌，幾所知名大學的籌建，張時超都是參與者，而且是主要領導者。

但無論在什么崗位，無論在什么地方，張時超總是以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嚴格要求自己，堅持實事求是！1957年在開展反右派分子的斗爭活動中，張時超堅持實事求是，正確執(zhí)行黨的政策，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。

1959年3月，張時超被當時的航天工業(yè)部抽調(diào)到沈陽，負責將沈陽航空工業(yè)學校擴為學院。一年后，又返回江西省籌建江西工學院（現(xiàn)南昌大學），任中共江西工學院委員會書記兼管南昌航空工業(yè)學校工作。

共產(chǎn)黨員是塊磚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！在張時超身上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……直到1966年，張時超因患鼻癌到上海醫(yī)院治療，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開始，張時超多次在病中寫信勸告師生不要形成對立兩派。1967年他回校引導群眾正確開展運動，使學院在“文革”期間未出現(xiàn)大的波動，保護了大批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未遭揪斗。1970年張時超病情加重，于8月8日在上海逝世……

在南昌大學資料館，我們找到了1966年9月14日原中共江西工學院黨委寫給江西省委的一份請示報告。全文如下：

省委：

我院原黨委書記張時超同志，因患癌癥在上海腫瘤醫(yī)院治療，曾在五官科醫(yī)院施行手術切除，手術后經(jīng)過檢查，在切邊緣又發(fā)現(xiàn)新的癌組織，因而疑有擴散之可能，目前又由五官科醫(yī)院轉(zhuǎn)回腫瘤醫(yī)院，通過鐳錠放射進行治療。

在張時超同志施行切除手術前后，我院原黨委派人事處朱倩同志前往探望，關于張時超同志的病情及手術后，醫(yī)生的診斷。朱倩同志寫了一份情況報告，詳情可見這個報告。

現(xiàn)在張時超同志通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之后，需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療養(yǎng)，本人意見要回學校來休息或在江西某一個醫(yī)院休養(yǎng)。我們意見，鑒于目前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時期，請省委安排他到杭州或其他適宜療養(yǎng)的地方去療養(yǎng)，更有利于恢復健康，是否妥當請予批示。

中共江西工學院黨委

1966.9.14

這份檔案是南昌大學提供的，還加蓋了檔案證明專用章。這份檔案告訴了我們張時超當時的身體狀況和工作單位。

但是我們只知道他1970年8月8日在上海逝世，卻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？

我們曾經(jīng)揣測，他去世于上海，骨灰可能就地安葬。也有可能在江西弋陽，因為當時的江西省委組織部曾出具了一份“張時超同志工作簡歷”稱張時超最后離休于江西弋陽。當然，也有可能葬在南昌，因為南昌是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，而且他的親屬都定居在南昌。

最后，我們通過多方面咨詢，確定他安葬在南昌靈山墓園，該墓園位于南昌市烈士陵園內(nèi)（新建區(qū)瀛上村），是江西省唯一安葬副縣（副高）以上干部、革命烈士及知名人士的園林式墓園。

5月13日下午，我們一行人手棒鮮花，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憑吊了這位千里之外、從我們隨州走出去的英靈。

誠如墓園管理處介紹的一樣，這里埋葬的都是政府、軍隊高級干部和一些烈士，他們的墓碑都是極為普通的，卻給人一種沉甸甸的感覺，就象張時超的人生軌跡，從泥土中來，到泥土中去，宛如一縷春風……

縱觀張時超的一生，與武昌、南昌這兩座英雄的城市難舍難分，前者于武昌投筆從戒、槍林彈雨、南征北戰(zhàn)。后者于南昌嘔心瀝血、鞠躬盡瘁，甚至客死于異鄉(xiāng)……

從南昌返程武昌的路上，我一直感慨著，忽然就想起了偉人的那句：青山處處埋忠骨，何須馬革裹尸還？！

一種對前輩敬畏之情再次攀升……

作者：任儒舉，中國散文家學會會員，湖北省作協(xié)會員，隨州市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，《編鐘》雜志編輯部主任。出版散文集《歷史的屐痕》。